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0月11日宣布，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vid Card，另一半联合授予Joshua D. Angrist和Guido W. Imbens。他们因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，以及在因果关系方法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奖。
David Card，1956年生于加拿大圭尔夫，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，美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。Joshua D. Angrist，196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，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。Guido W. Imbens，1963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，现为斯坦福大学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教授，美国与荷兰双重国籍。
对于三位学者的获奖原因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：
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贡献表明，利用自然实验（而不只是随机控制实验等设计出的实验）可以回答有关因果关系的重要问题。
他们的贡献相互补充和加强：Angrist和Imbens对自然实验的方法论见解，以及Card对这一方法在重要问题上的应用，为其他研究人员开辟了道路。
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连贯的框架，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这类研究的结果。获奖者的工作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，显著提高了研究界回答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能力。
“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”
加拿大经济学家David E.Card与美国经济学家Alan B.Krueger（2019年去世）由于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做出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实证研究，已于2006年荣获伊萨劳动经济学奖。
两位学者的研究集中在最低工资政策、教育投入的回报、移民问题等方面，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、自然实验研究以及元分析等方法质疑了传统经济学的固有结论。
在最低工资方面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传统经济学观点是，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减少，因为这会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。
但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：确实有许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和就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，但这真的意味着更高的最低工资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吗？
为了调查提高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，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仔细研究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就业市场：在1992年4月，美国新泽西州将最低时薪从4.25美元提高至5.05美元，而预期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保持其最低时薪标准不变。
相关研究显示，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较30年前所认为的要小得多，提高最低工资不仅不会增加失业率，甚至可能降低失业率。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导致了大量的后续研究。
对于Card研究结论，后续研究认为可能的解释是，企业可以在需求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，以更高的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另一种解释认为，主导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公司可以保持低工资；提高最低工资意味着更多的人想要工作，从而增加了就业。
“教育背景影响就业”
David Card的另一大研究贡献则是在移民和教育领域。
通过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迈阿密劳动市场（短期内大量古巴移民涌入），Card发现：尽管劳动力供应大幅增加，受教育程度低的迈阿密当地居民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。
后续研究表明，增加移民对许多在美国出生的群体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，而较早移民的人则受到负面影响。对此的一种解释是，当地人转向需要良好母语技能的工作，这使得他们不必与移民竞争工作。
David Card在教育回报领域的研究再次质疑了之前的经济学观点：学校资源对于学生教育回报很重要，教育回报随着教师密度的增加而增加（传统观点认为学校资源与教育回报相关性较弱）。
现在有强有力的实证已经表明，教育投资会影响学生以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；对于来自弱势教育背景的学生来说，这种影响尤其明显。
“因果关系研究的新框架”
在因果关系方面，现实情况下干预的效果——例如，额外的教育对收入的影响——因人而异。同时自然实验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。这使得相关研究者很难探究具体的因果关系。
Joshua Angrist和Guido Imbens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更具体地说，他们问了以下问题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自然实验来估计特定干预的效果，当效果在个体之间不同，研究者不能完全控制谁参与时，如何估计这种影响，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影响?
Joshua Angrist和Guido Imbens研究证明，通过应用两步过程(工具变量法)来估计程序的效果是可能的：第一步调查自然实验如何影响参与项目的概率；第二步在评估实际方案的效果时考虑这个概率。这使得即使没有关于谁真正受到自然实验影响的信息，研究人员也可以估计这个项目的影响。
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，只有在那些因自然实验而改变行为的人群中，才有可能估计其影响。
由Angrist和Imbens开发的框架已经被研究观察数据的研究人员广泛采用。通过阐明建立因果关系所必需的假设，他们的框架也增加了实证研究的透明度——从而增加了可信度。
